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瑞士能在四面战火的环境下保持“中立”，而同样弱小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难逃纳粹的铁蹄。其实问题就在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它的实际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银行家向德国提供战争融资，以便使战争拖得更长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凯恩斯和怀特这两位总设计师考虑到国际清算银行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为，开始都曾支持废除该银行，但他们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凯恩斯敲开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房门时，摩根索吃惊地看着平素态度和风范都无可挑剔的凯恩斯情绪激动，满脸涨红，他用尽可能平和的口气说，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运作，直到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凯恩斯夫人也在一边游说摩根索。当觉察到摩根索承受了要求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凯恩斯退一步承认该银行应该关闭，但是关闭的时机也很重要。摩根索则坚持“越快越好”。

　　沮丧的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召集了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紧急会议，会议开到凌晨两点，凯恩斯亲笔草拟了一封致摩根索的信，要求国际清算银行继续运作。

　　第二天的会议上，摩根索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当得知这一决定时，麦基特里克立即给摩根索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年到现在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特里克在战争中有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被称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飞机到巴塞尔开会，宁愿坐自己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置喙。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最终作罢。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它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做核心成员。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傲慢。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

　　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从（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默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上。经典案例就是，波兰和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戛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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